1938年初,乔冠华在海外游学多年后回到阔别经年的祖国。因抗战心切,他婉言谢绝了金岳霖教授邀请他去西南联大执教的盛情,辗转来到广州投笔从戎。
由于日寇入侵,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,广东与海外的信息往来因此被完全切断。为了继续保持与外界乃至国外华侨的联系,同时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和当时的国际动向,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报纸,作为一个活动据点,于是请乔冠华赴港协同办报,委任他担纲《时事晚报》的主笔,分工社论。
1939年3月1日,经过多月的紧张筹备,《时事晚报》(四开四版)终于在香港登记注册并正式创刊。它刚一问世,立即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,尤其是头版刊发的社论令人耳目一新。其时,正值西班牙战争爆发,马德里沦陷,乔冠华激情写下第一篇社论《马德里的陷落》,刊登在报纸的第一版,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。乔冠华的好友徐迟后来回忆说:“第一天的社论就使我大吃一惊,我感到它文笔之优美,论点之鲜明,不仅是一般的精彩,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。”
紧接着,乔冠华在4日的社论中畅谈英美与战争的问题,在5日的社论中评说西班牙内战;此后还分析马德里保卫战的内部危机,等等。他以独特的敏感性把握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,以平均每天一篇的数量和卓有见识的分析频频发表社论,引导读者去透视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。徐迟高度评价道:“报纸的第一篇社论,以俊逸文笔,写出透彻的见地,闪耀于读者之前,而使我震慑,为之叫绝。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,使南天的读者,目明耳聪,茅塞顿开。我们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,觉醒了过来,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。”
以往,社论通常给人以严肃、枯燥的印象,一般读者不太喜欢阅读。然而,乔冠华刊发在《时事晚报》上的社论立足世界范围,放眼全球,纵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,尽管千头万绪,可他却能慧眼独具,从纷繁复杂的世象中理出明晰的头绪,运用自己在德国学就的军事知识(在图宾根他曾研究过军事家克劳塞维茨),以深厚的文字功底,缜密的逻辑思维,无可置辩的结论,挥洒自如的文笔,让读者爱不释手,而且翘首以盼。在《谜一样的马德里》这篇社论中,乔冠华在结尾时写道:“西班牙是一个生长橄榄树的地方。冬天到了,橄榄树的枝枝叶叶化为泥土。但是谁又能担保现在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战士的骸骨,不在那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,又结出青葱的果实,来点缀那明媚的半岛呢。”那史诗一般的评论语言,仿佛一篇隽永的散文,一首令人不胜回味的抒情诗!徐迟读了以后不禁赞美道:“我从未读过这样的社论。社论写的是历史,而历史从来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。在我的心目中,他比我们的许多诗人要强得多,他写的是我们时代的最好的史诗。”
就这样,乔冠华一发不可收,一直写到同年9月德国占领华沙、英法两国分别向德国宣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为止,共100多篇,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。《地中海的暗潮》、《哀华沙》、《历史的报复》……一篇又一篇出手不凡、脍炙人口的国际述评,风靡香港,赢得读者交口称赞,更引起了上层知识界的注目,香港著名的国际评论专栏作家罗吟圃对之也赞赏有加。乔冠华由此崭露头角,并奠定了他的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。
据那时同在香港并与乔冠华同龄的冯亦代回忆,当时他刚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,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,乔冠华的社论以成熟而犀利的笔锋,剖析时局,给陷于迷乱心情的他,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。而每天读着《时事晚报》的社论,心头如饮一瓢清泉,不仅彻凉,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。冯亦代认为,自己对乔冠华狂热倾倒,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。他还深有感触地著文道:“《时事晚报》发表社论之日,即是香港的读者奔走相告之时。因为老乔的文章一出,给蒸闷湿热的南国带来一阵清风,使人对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光芒。”
在撰写国际评论之余,乔冠华还经常到皇后大道中18号的“粤华公司”,那是八路军、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机关所在地,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。为了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工作,经周恩来批复同意,廖承志批准乔冠华成立中国新闻社,并由乔冠华担任社长,成员还有胡绳夫妇、胡一声、郑展等人。此后,乔冠华开始用“乔木”这一笔名,把自己所写的“社论”传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,乃至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报纸上。
当时,香港汇聚了来自内地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武汉的一大批文化界人士,他们都是从战火中暂时转移到这里的。这些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几乎天天都要到咖啡馆或茶座喝喝下午茶,乔冠华经常出入其中,交友谈话,收集信息。他每天下午从九龙过海,或到“阁仔”茶室,和文化界的朋友神侃闲聊;或到“聪明人”、“蓝鸟”咖啡馆,和当时在港的一些西方著名记者会面,交流情况和意见。乔冠华口若悬河,语惊四座,很快就成为香港知识界人士的中心人物,人们每次总能从他那儿听到国际最新动态和一连串数据,他思路活跃,议论犀利,语调诙谐,听众无不被他的智慧、他的宏论所倾倒。到了晚上,乔冠华从报社下班,夜深人静时,他又开始阅读材料,赶写社论到拂晓时分……
由于经费拮据,《时事晚报》于1939年9月被迫停刊,乔冠华转而给各家报刊杂志撰稿,如《大公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世界知识》、《华商报》等,他的国际时评继续保持着文笔优美、论点新鲜、感情真挚、精辟独特、动人心弦的特色,因而受到读者的追捧。不久,乔冠华兼职编辑由金仲华负责的《世界知识》,在两年时间里,乔冠华在《世界知识》上差不多每期都登载一篇国际问题述评,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,成为香港名副其实的时事评论家、国际问题专家。
这一时期,乔冠华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具有“界标”意义的突破,这就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乔冠华搬到九龙的新居后,向八路军办事处的连贯表示了参加组织的迫切愿望,连贯积极赞成,后经廖承志与连贯的介绍,立即报请中央批准。延安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书以后非常重视。毛泽东早就对乔冠华的文章赞赏有加,他曾对人说过:“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?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,有分析,有气魄,文章如千军万马,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!”周恩来也认为乔冠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,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,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。1939年底,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,乔冠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入党以后,乔冠华在香港更加自觉地参加各项社会活动,开展统战和政策宣传工作。他组织了一个个读书会,亲自前去指导,并在广大爱国华侨、港澳同胞、爱国学生、知识分子中作报告和演讲,积极传播“坚持抗战、反对分裂”的正确思想和行动,许多青年因此走上进步的道路,成为有高尚品质的人和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